10月28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欢副教授以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在Nature Sustainability在线发表题为《中美双边贸易隐含的全球航运排放和健康影响》（Emissions and health impacts from global shipping embodied in US–China bilateral trade, DOI 10.1038/s41893-019-0414-z）的研究论文，耦合贸易数据、船舶排放模型、大气化学传输模型与流行病学模型，首次建立了“贸易-航运-空气质量-健康”定量关系链，实现了将航运的气候变化影响和人群健康影响归因到负责任的双边贸易，提出了船舶排放的责任分配方式的新视角，并且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跨国供应链中隐含的排放转移——从生产端推进到了运输环节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中美这两个大型经济体的案例分析，体现了非常有趣的人类圈和大气圈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中美贸易顺差达3倍，但中美贸易引发的航运排放差别不大，如果仅以价值量来评估排放责任，将会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误差。中美贸易中以海运方式运输的货物重量比例高达99.1%。基于传统分船舶统计视角的分析表明，中美航运排放主要的贡献来源为集装箱船。当考虑贸易作为航运驱动力时，中美航运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由美国出口至中国的货品中，农产品和木浆及回收纸产生的航运CO2排放约占总排放的一半，其中仅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大豆产生的排放占到40%，但其价值量仅占12%。此外，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废品排放也相对显著，排放量占15%而价值量仅占3%。2017年中国政府出台禁止进口24类固体废弃物的政策，将有效提高贸易运输效率，促进清洁航运，改善中国及航线沿岸国家的大气环境。 将运输环节的排放纳入供应链总体排放，对中国出口大约增加3%的碳排放和11%的硫排放，但对美国出口会增加23%的碳排放和59%的硫排放。研究进一步利用全球空气质量模型和健康模型评估了跨国贸易的海运环节隐含的人群健康危害，结果发现航运排放的一次SO2、NOX、PM和VOC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化学反应和传输，使大气PM2.5浓度升高1.1μg/m3（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进而导致人群健康影响。其中，有64%的健康影响发生在人口分布密集的中国；美国由于人口较少，且受益于200海里船舶排放控制区的设立，人群健康影响被降到了较低的水平。此外，与陆地源排放不同，海运排放分散更广，且受影响人群可能与这段贸易并无直接利益关联。将运输环节的健康影响与生产环节的健康影响相比，可以看出，发生在中美之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健康影响比例明显上升，有34%的健康影响发生在与中美贸易并无直接关联的国家，船舶排放不仅责任认定复杂，影响的认定也超出了供应链上下游本身。
